在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闽台两岸的中医文化颇为丰富，药材交流频繁，两岸的中医生都身怀过硬的医技，不仅仅治病救人，还将医学传承给下一代，让中医文化，中医技能万古永流传。本篇文章将从闽台两地的中医药发展史，现如今中医的发展环境，发展建议等方面进行行文。

不同时期闽台两地中医发展交流概况

晚清时期闽台两地的中医文化交流

西方用先进的火炮和航海技术，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同外国的生活军事文化政治交流，在这个大环境下，闽台两地的交流也更为频繁。由于福州马尾船政学院的创建，促进了海上交流的往来，闽台两地的医学人员得以互通有无，由于台湾的药材资源相对匮乏，大陆的许多药材商都将福建的地骨皮，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特色药材销往台湾。沈葆桢等人也在台湾从政，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福建的许多中医生到台湾求生活，过日子，范元成就是服务台湾医疗卫生的代表之一。他从小对中医学有极大的兴趣，精通外科，治病救人丝毫不马虎。因此，得到台湾民众的大力认可[1]。还有一些泉州的中医师，带着怀着仁心，带着仁术去研究台湾的风水环境，治病救人，不图回报。泉州南安的郭严明就是其中一个典范。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也将自身的医学分享给台湾民众，将大陆的医学理念和台湾的医学观念加以融合。诸如药签，咒禁等民间疗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有许许多多的福建中医都到台湾行医，成为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主力。

台湾人素有一颗好学之心，他们怀着对中医的向往，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来到福建学习，如出生在台湾嘉义的罗俊，1895年因为抗日战争的失败了来到了福建的天柱岩，行医济世，学习福建的医药文化，台湾虽然盛产樟脑，硫磺，但他对福建的道地药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人参、大黄、阿胶等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在台北港的出生女中医郑阿吴对福建中医的影响更为深远[2]。1895年后，她跟随父亲赖导莆田的秀屿生活，由于其家传医术精湛，她担任乡里的接生婆，深得大家的信任，并且还擅长治小孩子的惊风遇寒，对妇科病颇有造诣，受到了村里人的爱戴和尊敬。这些民间医生成为了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重要片段。

民国时期闽台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民国伊始，西方的各种思潮已经大量的涌进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受到了强烈的排挤和打压。袁世凯执政期间甚至还提出废止中医，停用中药的政策，伪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不仅仅不允许中医生执业看病，就连药店都限制开张，这极大的阻碍了中医事业发展的进程。对此福建人民没有在政府的打压下屈服，放弃我国的优秀而又独特的中医文化，积极的创办各种和中医有关的院校、报刊等。努力和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虽然在众多的中医爱好者的努力下，中医没有被埋没，但还是与广大的劳苦大众产生了一定的间隙。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台湾社会的中医药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3]。但是台湾中医药界人士没有坐以待毙，也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和西方的医学思潮相抗衡。如中医界人士向当时占领台湾的日本议会提出《复活汉医生制度请愿书》，虽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医爱好者依旧继续发行《台湾皇汉医报》继宣传闽台两地的中医文化，从中医药给两岸民生带来的福祉上广为宣传，并且医药双轨并行，大力发展中草药，林林总总的各色药店药材厂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日本为了提升经济效益，极大的纵容民间中药材走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药的发展。

虽然日军对两岸人员的来往监视极为密切，但仍有不少的闽医入台或者台医入闽的现象发生。如上杭的陈景岳在历尽千辛抵达基隆后，便在那儿行医治病救人，将自身的中医水平结合台湾的中医文化，保障了当地老百姓的健康。即使在当时中医受到大力打压的局面下，台湾人民对中草药的需求仍然没有因此而下降。 作为台湾中药材贸易枢纽中心的福建依然保持重要地位，两岸的贸易总量自始至终保持在一定的高度[4]。

民国时期，福州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农产品土特产出口口岸，重要的商品交易市场，中药材交易的活跃度位居全省前列。厦门、泉州作为几个重要的通商口岸，还成立了专门管理药材进出口贸易的协会，其协会所办理的货物包括各种各样的药材，不仅仅有生活常用的香料、肉桂等，用于美容护肤的珍珠、琥珀也不少。由于闽台两岸走私贸易地点的极多，每天几十上百艘的轮船在台湾海峡频繁来往，每月的交易总额达到了四五百万，其中中药材的贸易量占比稳居前三，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中医药能够夹缝中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