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我国史料对瘟疫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则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中医学上，针对瘟疫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黄帝内经》的《素问篇·刺法论》[2]：“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虽无“瘟疫”这个病名，但已经描述出“疫”具有传染性。到了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后论》记载“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提出了“疠气”“乖戾之气”。唐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3]曰：“疫气流行，死者极众。”从此可见古人已经意识到“疫”病是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的疾病。明清的《温疫论》《时病论》等书已将瘟疫理论的认识日趋系统完善[4]。

1 COVID-19病因病机

根据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以及发病特点和流行趋势，确认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5]。明吴又可《温疫论》其曰“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温疫之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是为半表半里”，主要讲述自然界的“异气”“戾气”、“疫气”是瘟疫的致病原因，且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病情重且变化多端，而口鼻为感染途径[6]。清叶桂所著《温热论》论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化热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7]。描述了瘟疫病位以及传变。从五运六气来分析[8]，己亥年属土运不及之年，依据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和及藏象理论，木克土，而脾属土，肝属木，肝木克衰弱的脾土，导致肝强脾弱局面。脾具有运化的生理功能，其中包含运化水湿的作用，运化水湿又称运化水液，是指脾对水液的吸收和转输，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作用，即脾配合肺、肾、三焦、膀胱等脏腑，调节、维持人体水液代谢平衡的作用。若运化无权，易造成湿浊内生，许多新冠患者可见舌苔偏腻，身体乏力、倦怠，或腹胀、便溏、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同时肝木亢，肝主升、主风，故患者表现出发热、周身酸痛、目红眼赤等症状；五行中，土生金，金克木，木盛侮金，导致肺金受损，表现出咽干、咳嗽症状。

根据古籍并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点，中医界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归于中医“瘟疫”，大多学者[9-11]认可“湿毒之邪”致病病因，外感湿毒，湿邪郁闭，伤及肺卫，正气不足，无以抵御外邪胜邪，随着疾病发展，邪毒化热入里，热邪燔灼，伤阴耗气，进而浸淫脏腑，毒热交著，营血煎熬成瘀，又因传变迅速，直达心包，发为危候。病理特点为“湿、热、瘀、毒、虚”。肺位最高，肺为华盖、娇脏之称，开窍于鼻，外合皮毛，外感六淫之邪自口鼻皮毛而入，多先犯肺，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易被邪侵而发病，湿毒疫疠从口鼻或黏膜侵入人体后，犯及肺卫，表现出咳嗽、胸闷等肺系症状；肺与大肠相表里，且与胃相通，故易传变至胃肠，由于“湿毒之邪”为主要病因，因“湿”易阻遏气机，湿易困脾，所以一些新冠患者出现腹泻、腹胀、胸脘痞满等脾胃系统症状。若未及时治疗，病邪入里，闭而化热，阳明腑实，腑实不通，肺气郁闭加重，瘀闭肺络及心包，进而出现呼吸困难、低血氧症等症状；若医治不及时，则易出现湿毒瘀闭气机，气机闭阻，内闭外脱而危及生命，所以较为严重的患者则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等重症。

2 COVID-19中医治疗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10]，中医治疗上将COVID-19分为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确诊病例)、恢复期三期，并对结合每期中患者所出现的症状，进行辨证论治，进一步细分。

2.1 医学观察期

一些接触过确诊患者或者疑似患者，其本人尚未明确诊治的一类人归于医学观察期，《素问遗篇·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气所凑，其气必虚。”该句经典则告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运行正常，人体正气旺盛，气血充足，运行流畅，卫外固密，外邪则难以入侵，内邪则不易产生，进而人体不易产生疾病。相反如果五脏六腑功能失调，正气不足，卫外不固，阴阳失衡，内生病邪，外邪乘虚而入，故而发病。所以病机特点倾向于“正邪相争”[11]，症状较轻。根据诊疗方案，若患者乏力伴胃肠不适，则推荐使用中成药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若患者乏力伴发热，则推荐使用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前者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作用，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头痛昏重，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呕吐泄泻。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疏风解毒三者主要具有疏风宣肺、清热解毒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