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俞樾在《俞楼杂纂》中列入了一篇《废医论》的文章，自此反中医的言论层出不穷，直到1929年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被当时的政府通过，引起了中医界的极力反对，也标志了存废两派的正式对立。

如今，关于废除中医的言论已经过去近百年，中医从业者和非中医从业者都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存废两派屡次交锋，依然原地打转，鸡同鸭讲。

无论是从医学的角度还是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中医真的该废除吗？

轰轰烈烈的“废止中医案”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五十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全文共分“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需篇”、“证古篇”、“去疾篇”七个篇章，共七千余字，全面论述自己主张废除中医的观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废除中医的言论，因此俞樾也被称为国内反中医第一人。

俞樾在废除中医的观点上之所以十分激进其实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19岁与夫人成亲，膝下二男二女，原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然而从1860年开始，接连的疾病摧毁了这个家庭，先是大女婿病故，随后次子也染上重病。1872年，大儿子俞林又愕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这个给俞樾带来了难以抹平的伤痕，在感叹人生噩运的同时，他迁怒于中医，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列入了“废医”一章，提出废除中医。

到了晚年，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也不得不借助药物来维持生命，这时他为补《废医论》之失又作了《医药说》一文，表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言论。

如果说俞樾的反中医观点是由于家人罹患疾病而接连去世所产生的偏颇的抱怨和恨意，那么余云岫所倡导的“废止中医案”则是希望将西方医疗全面取代中医药。

当时，列强纷争的中华大地一片疮痍，伴随着战争侵略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科技和理念，西方医学也在这个时间大规模输入中国。

1929年2月，当时的汪精卫政府决定要废除中医，曾在日本留过学的西医余云岫与褚民谊等人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包括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禁止成立学校等内容获得了当时卫生委员会的认可和通过。

和俞樾不同，余云岫是接受过正规西医教育的医生，他1905年得到公费赴日留学的机会，先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后在大阪医大学习医学。这段时间里，赴日学习医学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896年第一批中国赴日留学生共十三人，其中未有学习医学者，到1904年，赴日留学生中学习医学的有23人。

1916年，余云岫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并回国在上海开业行医，第二年他发表《灵枢商兑》对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进行批评，成为了当时积极的反中医者。

余云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抗，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响，最终政府取缔了余云岫等人的议案，史称“废止中医案”事件。虽然“废除中医”的提案没有通过，但是从此之后，中医存废成为了各界不断争论的话题。

五四运动后的“全盘西化”

之所以有如此激进的“废除中医”的言论，这和当年的社会环境、文化价值以及思想理念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1919年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广大群众通过游行示威、罢工、请愿等形式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次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从长远上看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如今看来，当年“全盘西化”的檄文，分明是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滋生出国民发奋图强，抛弃传统包袱的决绝心态。盘点“五四”，有几大勋业，一是从思想上打倒孔家店，摧毁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二是日常生活上反中医，开启废止中医的序曲。陈独秀曾经抛出一个锋利的命题：传统生活的存在必定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

1929年余云岫提“废止旧医案”是反中医的序曲，虽然最终以夭折而收场，但作为妥协，中医界也承诺创立国医馆，逐步走上科学化（实验研究）的道路，包括病名规范化，诊断指标、疗效判定标准化，药理的生化分析，剂型改革等等，时至今日，还在科学化的隧道里蹒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