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成都博物馆2021年压轴大展“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正式启幕，殷墟甲骨、马王堆帛书、天回医简、武威木牍、龙门石刻、敦煌遗卷、明清线装古籍……包括近百件一级文物在内的300余件（套）展品，通过巧妙设计的展陈，深入浅出的阐释，引领观众探索中医之美。

　　该展系国内首个历年出土中医药文物荟萃特展，整合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全国数十家单位的精品文物，囊括中医药辩证唯物思想、著名医家典故、本草炮制技艺、养生导引功法、古代传染病防治等多个专题。

　　碑刻方剂

　　彰显中医仁心与传承

　　“草圣”张旭、东晋王献之等书法名家都写过中药“处方”。本次展览有一帖张旭的《肚痛帖》，其文是“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字体大小、墨迹粗细转变很是随意，潇洒俊逸一如其“草圣”之名。现在该帖真迹已无存，只有石刻存于陕西西安碑林。

　　原来将常用方剂刻于石碑、木板，是方便贫苦百姓用药的一种慈善医疗行为。例如西塘寺的药方版印，一个方子通常包括方剂名称、药物组成、用量和刊者姓名，并批量印制。如有信众到寺庙求医，经过僧医诊视后，将相应的单子发给病人，就免去了问诊费用，有时还能凭单子免费抓药。此外，展览中还有“洛阳县兴国寺无际禅师传流药方”的碑刻墨拓，用于治疗中风瘫痪以及顽固性咳嗽哮喘。

　　成都博物馆策展人杜康认为，中医之美并非指表面的视觉之“美”，而是美在躬身践行“仁心仁术、厚德济生”的至善之道。此外，仁心仁术是依托中医的专业性、规范性，而非仅有情怀就可以。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和行业，它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传承有序、有典可依。

　　例如，安阳殷墟甲骨上的“疒”与“疫”字，证实了早在商代人们就开始区分不同病种。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东汉《治百病方》木简牍有宽有窄，通过辨认书写其上的墨迹，考古学家认出30多个医方，涉及药物近100种；成书于公元1-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药学第一次系统总结，收录药物365种；南朝时期的陶弘景对它进行整理注释，形成《本草经集注》收录药物达730种。《新修本草》（《唐本草》）作为世界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国家药典，收录药物850种。

　　而到了明代众所周知的《本草纲目》，其涉及药物已有1800多种，方剂超过条。其实，《本草纲目》是在北宋《证类本草》的基础上扩充而来，而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又对《本草纲目》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修订，药物分类也越来越准确、科学，由此可见中医药发展的系统性。为了肯定中医学的贡献，《本草纲目》最早的原刻本金陵版本2011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各科齐备

　　很多医疗手段在古代有了雏形

　　本次展览让观众叹为观止的，还在于医学各科的齐备以及治疗手段的“前卫”，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骨科、五官科等均有发展。此外，除了放射化疗等极端依靠现代医学仪器的治疗，现在的很多医疗手段在古代都有了雏形，包括眼科手术。

　　展陈文物中，一大一小两枚新石器时代的骨针，以及一枚西汉时期的铜针被认为兼有缝制与治疗的作用。其依据是西晋《帝王世纪》记载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针和药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它的功能是治病，伏羲也被后世尊为针灸学的始祖。此外，在东汉的画像石中，有一个场景描绘的是人首鸟身的扁鹊正在为病人针刺。杜康补充道，“扁鹊是上古东夷部族传说中的神医，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医生的统称。”在中学课文《扁鹊见蔡桓公》中，“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的描述，也说明针灸在当时已普遍使用。

　　说到针灸和经络，不能不提成都天回镇老官山三号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这是目前一次性出土医学竹简数量最多的考古发现，被认为极可能是扁鹊医派的失传医书，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专门著作，打通了汉代医学传承的一大关键环节。

　　据推测，该墓主很可能是仓公弟子辈的医家，将扁鹊、仓公的医书医学由齐带至蜀地。王莽至东汉时期，四川又出现涪翁、程高、郭玉三代传承有序的名医，应与此密切相关。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东汉时期的一级文物“太医丞印”桥形钮铜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医生用印，它可能曾被郭玉所用，后者得涪翁、程高真传，精通脉理，有“一针即瘥”（瘥：痊愈）的针刺神技。